巷云泽

老庄哲学中“无为”的思想，在秦汉之际弥漫社会，在汉初竟成为“时君世主”的指导理论。至魏晋之际的政局动荡中，此种观念再度兴盛，演化成“贵无”的思潮，乃至衍生出明确的“无君论”的主张。“无君论”是古代形态的无政府主义，无政府主义不要一切政府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政治理论。老庄哲学竟然启发了完全对立的两种政治理论：极quán主义理论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，其政治精神之深，由此可想而知。

法家以政治为本位。法家学说完全就是政治哲学。法家把各家各派的治民治国理论综合过来，加以扬弃、吸收、改造，形成完整周密的国家理论体系。韩非在先秦诸子中鸣得最响、最猛、最有底气和霸气，同时也最接近于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。他站在彻底性恶论的高度，熔法、术、势为一体，制订了封建专制政治的基本原则，设计了强权政治的完整的蓝图与方案，对秦代政治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正是在法家学说的指导下，泰国由弱而强，最终称帝，实实在在地取得了“天下”。然而与此同时，先秦时代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也就荡然无存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法家学说的绝对的独尊。这人局面虽然是短暂的，但却意味深长。这个结局说明，先秦诸子争鸣因政治需要而起，因政治统一而终，在政治哲学的大综合、大总结中，告一历史性的段落。

秦汉以后，政治家们暗尊法明尊儒，在野的知识分子则始终不忘道家哲学，于是儒、法、道三大思潮齐驱，构成了中世纪政治思潮错综复杂的演进嬗shàn变史的骨架和主脉。

墨家学说中的“尚同”“尚贤”“兼爱”“非攻”等都是鲜明的政治主张。墨家理想的政治模式是贤人当政，极端划一，实现绝对相同的局面（“尚同”），不允许任何特殊情形的存在。把这个原则用于学派内部，就使墨家学派成为一种准军事化的政治性组织纲领，其实就是一个原始的政党。墨子本人就是这个政党的领袖（后期墨家把领袖称为“钜jù子”）。墨家之徒服从领袖，严守纪律，有一定战斗力。据说墨子擅长手工制作，与一代大匠公输般（鲁班）齐名，他的追随者中也多有通晓物理并身怀技艺者，但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并不以此谋私利，甚至不以此筹措学派活动经费，他们往往把技艺专长直接用于兼爱及非攻的政治实践，有时在列国战争中竟能发挥一定的独立作用，这是其它任何学派都做不到的。因此，墨党是“诸侯力政”时代纷乱社会斗争中的一种特定产物。

名家是中国先秦的“爱利亚学派”和“智者派”。他们擅长逻辑思维，善于区分个别与一般、具体与抽象，提出许多违反生活常识的“诡辩”命题（诸如“离坚白”“合同异”“白马非马”等）。从表面看这个学派似乎脱离社会实际，没有什么政治色彩，但实际上名家恰恰是政治“正名”思潮的产物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

“名家者流，盖出于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。孔子曰：‘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’此其所长也。”

先秦的名辩思潮开始于孔子的“正名”主张，而名家正是名辩思潮的产物。所以名家的思路从根本上讲与“名不正”的现实有关，是政治大变革的产物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名家学者都积极参政，其中著名代表人物如邓析、公孙龙、惠施等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均较活跃（惠施还曾担任魏相），可见名家的言辞虽然脱离实际，但思想却不离开政治。

兵家是有政治头脑的军事家。兵家很注意战争与政治的关系，强调用政治手段解决战争问题。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指出：

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为不得已。”

这就是说，不战而使敌人屈服，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。上策是打消敌人的谋划及念头，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，再次是战胜敌人的军队，下策才是攻城。攻城的办法是不得已的。这里不乏大政治家的气派。由于有政治的素质，所以兵家很善于从宏观立场观察思考问题，这促使他们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战略思想体系，《孙子兵法》因而可与晚出了二千二百余年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（参见美国当代著名军事家约翰·柯林斯《大战略》）。孙子“不战而胜”的观念，至今受到国际政治家及军事家们的重视，被认为触及到了核战争的实质。因此，所谓兵家，实际就是军事领域的哲学家和政治家。

阴阳家起源于天文学家。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说法，阴阳家源于“羲和之官”，——传说中尧时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，即起源于政界人物。“阴阳”一词本是表示天象的自然科学概念，后按照“人道→天道→人道”的社会思潮发展逻辑，而被引入了八卦的表述系统，成为八卦思维的核心表述形式，促成了八卦思维的圆融，同时也促成了八卦与五行的最终结合。这个过程中当然有阴阳家的功劳。阴阳家最令人注目之处，在于他们把阴阳五行观念引入政治领域，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，形成一套用天象附会人事的完整理论体系。这套理论高远怪迂，在先秦独树一帜，又总能得到验证（验证不了的必另有解释），所以受到“时君世主”的普遍重视。阴阳家在周游列国时，往往受到极为隆重的礼遇（参见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等）。阴阳家最著名的原理是“五德始终说”，认为社会朝代替换演进，周而复始，循环不已。这里否定了春秋战国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，呼唤着新王朝、新帝国的诞生。因此，阴阳家说到底是战国末期帝制运动的产物。

农家是农学家农政学家。农家总结了古代农业生产技术（重要著作有《管子·地员》及《吕氏春秋》中的《上农》、《任地》、《辨土》、《审时》等）。农家还站在纯粹农民（自耕农）的立场批判社会现实，提出了自由农民的政治思想。其最著名的政治主张是“并耕”，就是说，打破等级制度，天子与农民同吃同劳动，自食其力。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儒家的批判。《孟子·滕文公》收录了农家的这一基本观点，这就是：

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饔yōng飧sūn而治。今也滕（国）有仓廪lǐn府库，则是厉（损）民而以自养也。”

饔是早餐，飧是晚餐，“饔飧而治”，是要求君主自己做饭，同时兼理政事。这当然是空想。但后世帝王们往往有“劝耕”之举，即象征性地参加农业劳动，甚至只拿着农业劳动工具做出个动作或姿势，以号召民众投入春耕大忙。《礼记·月令》所谓“天子亲载耒耜sì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套礼仪明显是批判地吸取了农家的意见。

纵横家以舌辩奇才，奔走游说于列国之间，这是些职业的政治外交家。他们虽然经常“不可而可，不然而然”，颠倒是非，淆乱事实，但都有清醒自觉的原则，承担着极为明确的政治任务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指出：

“纵横家者流，盖出于行人之官。……权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辞，此其所长也。”

就是说，纵横家是国际政治专家，他们权衡事宜，灵活措辞，“受命而不受辞”是这种人的职业特点。这是些以言辞为武器的“兵家”。他们唇枪舌剑，各为其主，往往不战而使国际形式发生重大变化。所以纵横家都是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人物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载：“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，其术专于权变。”苏秦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以言辩为为业的“专业户”。兄弟三人把辩论技巧当商品出卖，换取政治上的显赫地位，这本身就构成先秦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奇观。

先秦各派学者，都以最大的兴趣关心着社会政治治乱问题。齐威王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国家科学院和政治咨询中心——“稷下学宫”。该机构实行“不治而议”，即不担任实际职务专门发表议论。“不治”是为了更充分的“议”，而“议”的中心是社会政治问题，最终的目的是天下大“治”。这个机构属于政治上层编制（高级研究人员享受“上大夫”待遇）。一时汇聚了道、法、儒、名、阴阳、兵、农、杂等各派人士数千人，有淳于髡kūn、邹衍、田骈、接子、慎到、宋钘xíng、尹文、环渊、鲁促连和荀况等著名学者。诸子百家能聚在一起“议”，足以说明他们有共同一致的话题；正因为思虑方向有高度的一致性，所以诸子百家才能争得起来，诸子争鸣也才显得异常尖锐激烈。

先秦争鸣结束以后，这种为治而议的学风被继承发扬，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种传统。

魏晋时期，玄学思潮兴起，崇尚清谈，历来有“清谈误国”的坏名声。然而令人惊诧的是，即使是玄学清谈，其主题仍然是人伦政治问题，目的仍是追求“天下大治”！所以不能笼统地说清谈是脱离政治的。（严格讲“误国”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“清谈”。）清谈脱离实际但不脱离政治——在当时特定情况下，无所事事的、不敢有实际举措的清谈活动，本身是一种平衡各派势力、维持政局稳定的一种不得已而行之的权宜办法，因此，可以说，清谈是某种消极的政治行为，清谈本身就是政治。玄学清谈是中国政治历史在特定阶段的特定形式。

魏晋南北朝以后，隋唐宗教形成高峰，但各教兴衰，宗派流布，都有一定政治背景，有浓厚政治色彩（如道教的上升，佛教的裂变乃至禅宗革命等，均是如此）。

宋元明清的哲学家们对国家命运极为关切。哲学家们强化了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政治责任感，提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观念。尤其是在“天崩地解”的明清之际，哲学家们无不投入到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去，或反阉党，或抗清军，奔窜流亡，饱受折磨。这一代哲学家深观政治风云变幻，寻求历史的真谛，感受日深，哲思愈精，终于把中国古典哲学推到了时代的高度。

西方哲学家康德曾被诗人海涅比作“教堂的大钟”，他过着一种“抽象的、固定的、刻板的生活，像康德这样的纯书斋式的大哲，在中国哲学史上，可以说一个也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