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云泽

中国式的伦理型哲学，以儒家学派为最典型的代表。

儒家以整理、传授、阐发历史文化遗产（基础是传统礼仪）为职业，因此，儒家学派的总出发点（孔子学说的基点）就必然充满着道德规范的精神。

整个儒学以伦理为本位，把政治与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不像墨家那样用伦理消融政治，也不像法家那样以政治消融伦理，而是采取一种中庸、稳健的方式，既谈政治，又强调道德，把道德看做政治的核心与原则，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气氛浓厚的内陆型国度，这种方式受到了普遍的赞许与认同。

孔子所说的“道”，最基本的涵义就是道德，如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”，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，“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”，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”等，明确地都是指以“礼”为内容的传统道德。至于孔子屡屡提及的“邦有道”、“邦无道”等，无一例外地都是对现实政治所作出的道德评判。

孔子所说的“政”，归根结底也以道德为核心。如“为政以德，譬若此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，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，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”，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，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”，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”等，不仅明确地把道德看做政治的标准，而且把道德归结为修身正己。这种看重政治家个人道德品质的观念，对中国民众影响极深，至今不衰。

孔子学说中还有“恭”、“恕”、“忠”、“孝”、“悌”、“敬”、“惠”、“信”、“义”等重要道德范畴。而所有孔学中的道德范畴，都集中在对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的区分上。

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本是先秦时期一对极重要又极普遍的政治概念。“君子”是指国家的统治者，有时直接指国君，“小人”则指普通民众。孔子力图赋予这两个概念以道德的涵义及人格的意义。所以孔子所说的君子小人，虽仍保留着政治涵义（等级涵义），但归根结底即侧重于道德人格的涵义。孔子的努力是适时而有成效的。孔子死后，君子与小人这对概念的道德涵义愈来愈突出，今天已完全成为人格褒贬的专用语。《论语》中孔子及其弟子讨论君子与小人处极多，最重要的约68处，涉及《论语》一书的全部20章。摘要如下：

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（《学而》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不重（庄重）则不威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务本。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不器（不做具体事情，即不治物）’”（《为政》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周而不比（合群而不勾结）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无所争。……其争也君子（如果要争，也必然依礼而行，争得有君子风度）。’”（《八佾yì》）

“君子去仁（离开仁），恶（何）乎成名？”（《里仁》）

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（仓卒）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刑（型），小人怀惠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谓子产（著名政治家）：‘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’”（《公冶长》）

“君子周（济）急不继（接济）富。”（《雍也》）

“子谓子夏曰：‘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叛（犯上作乱）矣夫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’”（《述而》）

“君子笃（厚待）于亲，则民兴于仁。”（《泰伯》）

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（粗暴放肆）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辞气（出言说话，也应合礼），斯远鄙背矣（粗鄙背理）。”（同上）

“曾子曰：‘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——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！’”（同上）

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（低贱的事）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（《子罕》）

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不以绀gàn緅zōu饰，红紫不以为亵服（便服。因为红紫是做礼服用的）。”（《乡党》）

“子曰：‘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（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人，是民间在野的人）：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（选用人才），则吾从先进。’”（《先进》）

“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‘君子不忧不惧。’曰：‘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已乎？’子曰：‘内省不疚（无内疚之事），夫何忧何惧？’”（《颜渊》）

“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（那么）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（君子的品德影响社会风气）。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（辅助培养）仁。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缺如也。”（《子路》）

“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和而不同，人小同而不和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易事而难悦也（容易为其办事而不容易讨其喜欢）。”“小人难事而易悦也。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泰而不骄（坦然而不傲慢）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’”（《宪问》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（上达至义，下达至利）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思不出其位（思考不超出他的职务范围）。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（以言过其行为耻）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；仁者无忧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’”（《卫灵公》）

“君子哉蘧qú伯玉！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逊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（君子以义为根本，依礼来实行它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它，用诚信的态度来完成它。这就是君子！）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病（怕）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（怕的是死了以后还没有人称颂他）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谋道不谋食。……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贞（正）而不谅（守信用）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！”（《季氏》）

“孔子曰：‘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‘君子有三畏；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xiá（不尊重）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孔子曰：‘君子有九思（九种反思）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（后患），见得思义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（《阳货》）

“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”（同上）

“子路曰：‘君子尚勇乎？’子曰：‘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子贡曰：‘君子亦有恶（厌恶）乎？’子曰：‘有恶：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而讪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窒（不通达）者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周公谓鲁公（周公的儿子伯禽）曰：‘君子不施（通“驰”，指怠慢）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（用、任用），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（老臣无大过就不能抛弃他们）；无求备于一人。’”（《微子》）

“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（怜）不能。”（《子张》）

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——致远恐泥（恐怕对实现远大目标有妨碍）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（同上）

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”（同上）

“小人之过也必文（掩饰）。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有三变：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（和），听其言也厉（严厉）。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信（先取信）而后劳其民，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（民就认为是虐待他们）。信而后谏，未信，则以为谤己也（君主就认为是诽谤他）。”（同上）

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蚀焉；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（同上）

“子曰：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食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（《尧曰》）

“孔子曰：‘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’”（同上）

这些言论大部分都是孔子的，也有几处是孔子的学生的（如曾子、子夏、子贡的）或由这些学生转述孔子的，还有一处是摘自古代典籍的（《微子》篇周公对儿子的告诫），但它们都被明确纳入了孔子的思想体系，构成孔门完整的君子小人观。这些著名言论在中国古代影响极其广泛而且深远，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做人的基本常识和座右铭。在孔子死后多年中，君子小人作为道德概念，日益深入到社会民众之中，有力地滋润了中国民众的心理及情操。可以说，中国人的理想国，就是“君子国”；做“君子”不做“小人”至今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人格信念。顺便值得指出的是，《论语》中这些论“君子”的言论有许多已化成熟语，有些至今广为人知（如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”，“君子成人之美”，“不以人废言”，“血气方刚”等，即使不识文断字的中国人也常常引用。至于“先进”“后进”等现代常用名词，虽已不是孔子原义，但毕竟是从孔子原义所引申出来的，与孔子原义有关）。

孔子以后，儒学的道德本位主义继续发展。至孟、荀而发生理论分歧。孟子重视的是内在的道德修养，荀子重视的是外在的道德规范。孟子主张激发人的道德良知（即道德自觉性），荀子主张强化礼仪知识的灌输。经过孟、荀的论辩，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得以深化和升华，道德观念日益深入人心，成为人们最基本的价值取向。

在秦汉之际，儒家学者综合孟荀的论辩，总结先秦的儒学运动，形成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。这两篇文献试图把儒家哲学本体化，与宇宙观（天道观）紧密联系为一体，以便最终确立儒学的伦理化原则。

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都强调修身为本，都突出一个“诚”字（《中庸》一书的中心并不是谈“中庸”，而是谈“诚”）。“诚”本来是一个道德概念，即诚恳、诚厚、诚实，表示一种剀切的道德愿望、道德意志、道德信念等。儒家强调人的社会价值，看重人的道德心理，就极力把“诚”推向“天道”的高度，使之发展成为一种宇宙观。这种奇特的宇宙观肇端于孟、荀，集大成于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，深刻体现出儒家哲学内向化的本质趋势：

《大学》云：

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（未有此事）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谓知本。此谓知之至也。”

“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好好色，恶恶臭，此之谓自谦（通慊，快意、满足）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。见君子而后厌然（躲躲藏藏的样子），揜yǎn（掩）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。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：‘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。其严乎！’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”

“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心有所忿懥zhì（怒）则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”

就是说，道德修养是最高的学问。道德本位可以归结为修身为本。修身的关键是“正其心”“诚其意”。正心诚意的关键是不自欺，不自欺则能自得其乐，就像喜欢好看的色彩（“好好色”）、厌恶不好的气味（“恶恶臭”）一样，全在自己内心不自欺而已。难怪王守仁说：“《大学》之要，诚意而已矣。”（《〈大学〉古本序》）

《中庸》也突出一个“诚”字，但它却从更高的层次说起——从“道”说起。当然这里的“道”归根结底仍是人道、人伦之道（所谓天地之道不过是人伦中和之道的衍射而已）。

《中庸》云：

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高也；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现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是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

“君子之道，费而隐，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；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不能焉。”

“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；五者天下之达道也。智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”

“诚者，天之道也。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勉而中（不必勉强就能符合），不思而得。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”

“自诚明（由诚而明）谓之性，自明诚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，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

“诚者，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，非自成已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已，仁也；成物，智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。”

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（大法）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”

这里认为，所谓“道”，就是指人道，离开人也就无所谓道。道不离乎日用生活，虽愚夫愚妇也可以知道它，但它又极高深，其微妙处虽圣人也有所不知。而这种“道”，可以归结为一个“诚”字。天道人道，都是如此。天之诚，在于它真实无妄；人之诚，就在于确立无欺无妄的根本态度。从天来讲，不诚无物，从人而言，诚则能明，诚明为一。所以“至诚”的原则，就是治理天下的大法，是立国的根本。这些观念带有纲领性质（宋明理学基本就是对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这些基本观念的引申与发挥）。

从西汉起，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。从此，中国哲学、中国文化的伦理精神就更为明确并更加突出了。魏晋玄学家不敢触动这种精神（否则足以被杀头，连孔子的后裔孔融都无法幸免）。佛教入华，也要向这种精神靠拢和认同（虽然这与佛教的愿教旨是相违背的），道教是儒、道、佛融汇的产物，不用说更是以这种精神为根基的。

两宋时期，形成理学。理学之理就是伦理之理，甚至就是礼制之“礼”。理学家认为，礼（理）是天经地义的，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准则，而且是宇宙万物的固有法则。连动物鸟兽都懂得孝、亲、慈、让，足见礼之理，是社会与自然共同的本体。理就是天，天就是理，它颠扑不破，“放之四海皆准”。经过理学（伦理化的哲学或哲学化的伦理学）的加工与升华，伦理学与哲学就终于无法分开了。从此，中国哲学的伦理化，就不再是一般的倾向，而成为一种高度自觉、高度成熟的原则体系。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。从伦理到天理，反映出中国哲学的伦理原则不仅是根深蒂固的，而且是发展演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