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云泽

伦理精神，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又一显著区别。

西方哲学是智慧型的，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。西方的“哲学”一词，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，意即爱智慧（按黑格尔的说法，“哲学”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毕达哥拉斯，愿意由“爱”与“智”二词构成）。显然，这种“哲学”只能是指西方哲学，决不包括中国哲学。中国哲学的本质特点，不是“爱智慧”，而“尊道德”。

中国哲学的目的是成圣。最高的哲人就是圣人。“圣”在汉字中最初有聪明智慧的涵义，所以《说文解字》释其本意为“通”（《诗经》中有许多“圣”字都是用其本意的），但经过哲学家们的解释、使用、发挥，其基本意义却变成“德”了。孟子认为圣人是“人伦之至也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，荀子也持相同观点，他说：“圣也者，尽伦者也；王也者，尽制者也；两尽者，足以为天下极矣。”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这就是说，圣人是通晓伦常至道的人，王者是推行伦常制度的人，同时做到这两方面的人，可以达到天下最高级的目标。

可见，在中国古代，哲人、圣人，主要是一种道德的楷模、理想的人格、万世的师表。

先秦每位大哲，都认为圣人与王者最好是同一个人，由圣人亲自担负“平治天下”的职责，那就是最理想的政治。所以，每一位中国哲人所描绘的“理想国”，都由“哲学王”来领导。比如：

“子贡曰：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“仁”乎？’子曰：‘何事于“仁”，必也“圣”乎！’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“圣人者，明于治乱之道，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。”（《管子·正世》）

“圣人，以天下为事者也。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上》）

“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……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……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……古者圣王为猛兽狡禽暴人害民，于是教民以兵行……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，于是制为舟楫……”（《墨子·节用中》）

“是以圣人，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”（《老子·第二章》）

“是以圣人之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是以圣人，处上而民不重（不感到有负担）。处前而民不害（不认为有妨碍）。”（《老子·第六十六章》，据马王堆汉墓帛书甲、乙本）

“上古之世，人民少而禽兽众，人民不胜禽兽虫蛇。有圣人作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，而民悦之，使王天下……”（《韩非子·五蠹dù》）

在孔子看来，如有人“博施于民而能济（帮助）众”，那就不是一般的仁人，而是“圣人”。在管子看来，圣人就是“明于治乱之道”而又善于掌握社会人事规律的伟人。在墨子看来，圣人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，他们制订“节用之法”“饮食之法”“衣服之法”，并且“教民以兵行”（目的是战胜“猛兽狡禽”），又首创了舟楫等交通工具，使民众普遍受益。在老子看来，圣人皆是得“道”之国君，他们实行“无为”的政策，身教重于言教，对民众能“以言下之”、“以身后之”，所以他们在人民的头上而人民不感到有负担，在人民的前面而人民不认为有妨碍。在韩非看来，圣人就是急民众所急，想民众所想，能切实帮助民众摆脱困境的人，比如禽兽虫蛇遍地为害时，能率领民众构木为巢者就是圣人，当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损害民众健康时，能“钻燧取火，以化腥臊”者就是圣人，当洪水泛滥时，能组织民众决渎治水、战胜洪涝灾害者就是圣人，当洪水泛滥时，能组织民众决渎治水、战胜洪涝灾害者就圣人。质言之，圣人就是有大德于民众的人，这一点，竟然连法家也不否认！柏拉图的“哲学王”是知识型、理论型的，而中国的“哲王”“圣王”则是道德表率型、实践型（“行不言之教”）的。二者在根本思路上的差异，是极其鲜明的。

孔子本人也被后世的人们尊为“圣人”。司马迁写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将孔子列入帝王范围（其他所有思想家皆入“列传”类）。两汉以后，孔子的“素王”“文宣王”等称号，有增无减，后人以此弥补孔子未能做国王的缺憾。而这个过程，与中国哲学的日益道德化基本是同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