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云泽

在中国，哲学不但不等于“爱智慧”，而且有轻智慧，乃至贬智慧的倾向。

这种倾向在老庄哲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。老庄的“理想国”，其实是一种“愚人国”。在这种理想国中，“圣王”要以身作则，带头愚化自己，同时也要以愚化作为治国治民的根本思路。他们的主要理由是：“智慧出，有大伪”（《老子·第十八章》）。就是说，智慧必然败坏道德，智慧的发展必然意味着道德的退化。可以说，智慧与道德的矛盾与二律背反，始终深深困扰着老子与庄子的天才的头脑，是他们思考“人”的出路时一个总的理性前提。

《老子》一书中，论“智”共7处，论“圣人”共32处，皆有明确的贬抑智慧、否定机巧的倾向。《老子》云：

“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常使民无知无欲。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”（《第三章》）

“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。”（《第十二章》）

“圣人在天下，歙xī歙（谐和的样子）为天下浑其心。”（《第四十九章》）

“圣人皆孩之（使民众像无知无欲的婴儿）。”（同上）

“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……故圣人云：‘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’”（《第五十七章》）

“是以圣人：欲不欲（欲望就是无欲），不贵难得之货；学不学（学习就是不学习），复众人之所过（补救众人因学习求智而 造成的过失）。”（《第六十四章》）

“绝学无忧。”（《第二十章》）

“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”（《第六十五章》）

“绝圣去智，民利百倍。”“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”（《第十九章》）

这就是说，“圣人”治理天下，要简化民众的头脑，填饱民众的肚子，弱化民众的志气，强化民众的筋骨，永远使人民没有知识，没有欲望。这样即使是聪明人也不敢妄作主张。只有圣王才能“为天下浑其心”。老子的这个思路被庄子所继承。在庄学中，“浑沌”乃是一个表示人及人类最高境界的范畴。显而易见，在老庄的“理想国”中，谈不上“开发民智”，同时也谈不上开发“君”智，因为国君必须从我做起。更有甚者，连哲学家都应以愚为上。《老子·第二十章》云：

“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！

“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；

“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……

“众人皆有以，而我独顽似鄙！”

哲学家与众人的不同，就在于他有一颗“愚人之心”。别人都玲珑透剔，只有他一个人是昏昏的、闷闷的，这是因为他已经脱尘拔俗，达到了“道”的高度。“昭昭”与“昏昏”、“察察”与“闷闷”的区别，实在是小聪明与大聪明之别，而这种超越了一切聪明的“昏昏闷闷”的大智返愚者，应是国王的楷模，国王就应该是这样的人。这样一个超越了智慧，拒绝运用智慧的国家，才能成为得道之国、至治之国、理想之国。

儒家在智慧与道德的关系上，态度比较中庸，基本是兼顾的。但即使是儒家，也有明显的扬“德”抑“智”的倾向性。孔子认为，德是做人的关键与核心，智应该从属于德，为德服务。因此，孔子即使论智，也始终是以德为前提与目的的。《论语》云：

“子曰：‘骥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’”（《宪问》）

“子曰：‘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’”（《学而》）

“樊迟问仁，子曰：‘爱人。’问智，子曰：‘知人。’”（《颜渊》）

“智者利仁。”（《里仁》）

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”（《子张》）

“智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

这就是说，良马（喻指人才）值得称道的并不是其能力和气力，而是其品德。弟子学习用功的主要方向是孝、悌、信、爱众，而且要主动接近有仁德之人，以受其熏陶感染。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那么，行无余力又怎么办呢？他没有讲，看来不是非讲不可的问题。孔子所说的智、学、问等，核心是知人、爱人、知仁、利仁[1]。孔子说：“刚毅木讷近仁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浑浑厚厚的样子，本身就接近“仁”，而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（《论语》：《学而》《阳货》）。孔子对机巧也取否定态度，认为“巧言乱德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可见孔子谈智慧时，必以仁、义、礼为前提，决不孤立地强调“爱智慧”。孔学思想的核心，乃是“礼”与“仁”。“智”不是其核心。“智”与“勇”在孔学中都是为德服务的。

• [1]《礼记·中庸》中所说的“学问思辨”（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”）也是修养方法，围绕着“诚”的核心。参阅孔颖达《礼记注疏》及朱熹的《中庸章句》注疏等。

在先秦时期，荀子是最重视智慧的大儒，他有系统而明确的认识论学说，有丰富系统的逻辑学思想。然而即使是荀子，也把道德绝对地置于智慧、知识之上。他对穷究自然界的奥秘根本不感兴趣，也无意开启民智。他说：

“无用之辩，不急之察，弃而不治。若夫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别，则日切磋而不舍也。”（《荀子·天论》）

“言无用而辩，辩不急而察，治之大殃也。”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）

“圣人不求知天。”（《荀子·天论》）

“不知，无害为君子；知之，无损为小人。”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

“言而非仁之中也，则其言不若其默也，其辩不若其讷也。”（《荀子·非相》）

言必须有用，辩必须解决当务之急，否则就是无用之辩和不争之察（明察），应当“弃而不治”，而崇尚无用之辩和不急之察正是“治之大殃”。可见荀子对纯思辨不感兴趣。他总结了先泰形式逻辑思想，但他自己却坚决反对发展纯思维科学。他对于“知”（知识、智慧）也采取坚决贬抑的态度，认为无知无智。不妨碍其成为君子，有知有智，不影响其成为小人。因此，知识、智慧不应当成为追求的目标，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间人伦道德规范，则必须天天“切磋而不舍”。在荀子看来，人类对于自然物的优势，就在于人有社会性。（“人能群而彼不能群”），所以，人类的根本任务是维系好人群，组织好人群，用高超的礼制规范人群、优化人群，以使人群胜天，永立于不败之地。至于对自然界研究认识，相对来讲就远不是什么重要问题，那是“小人”都可以胜任的事情，“君子”万不可以沉溺于其中，迷失了思考的根本任务与根本方向。

《列子·汤问》里《愚公移山》的著名寓言，说愚公欲搬掉砍大山，智叟认为不可，愚公答以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等。在这里，“愚”是讴歌的对象，“智”是嘲笑的目标。“愚公”因其意志力而体现了生命的存在，证明了生命的价值、推动了生命的不息运动，而“智叟”则因为顾虑过多而窒息了生存的意志，停止了生命的扩张，否定了生命存在的价值。毫无疑问，这个褒贬奇特的寓言的确包含着极为深刻的哲学思路[1]。然而，从现代人的观点看来，智叟的“献疑”大体相当于所谓的“专家认证”、“可行性研究”等，其实也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，贬抑智者，包含一定的片面倾向。所谓“有志者事竟成”、乃是一种只强调“志”而不强调“智”的传统见解，有明显的偏激性（片面的深刻性），实际上，若能持志而存疑（即保持怀疑精神、采纳别人的献疑），则必更能成功、必会更有伟力。

• [1]类似的著名寓言尚有“精卫填海”、“夸父追日”等。

一般说来，中国的哲学家都不愿意做智叟。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觉察、体悟到机巧智慧在社会、人生中的消极的一面（尤其是非道德因素的方面）。他们崇尚道德价值，有意用道德化的思路抑制智慧化的追求（在愚公的故事中，维护好子子孙孙之间的道德伦常关系比什么都重要，这是获取成功的关键）。

贬抑智慧，必然贬抑科技。科技作为智慧的结晶，有脱离道德制约的倾向，乃至有非道德倾向。“有机事者必有机心”，所以儒家坚决反对“奇技淫巧”，即使对“小人”也不例外。道家走得更远。道家对科技进步持彻底否定态度，从而使中国哲学贬抑科技的思路得以最充分的展开。老庄认为，科技成果不是人对这个世界的贡献，而是人类带给客观世界的灾难，因此主张封存一切科技手段乃至文化成果，退回到原始状态去。这听起来非常荒谬。但从今天的事实看，不能说其毫无道理——比如高科技对自然生态的破坏，战略武器所蕴含的杀人“潜力”，的确暴露出科技发展的负的方面。从局部讲科技在推动生产发展、从宏观讲则人类已陷入愈益深刻的危机循环，而且今天的人类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昔日那无污染的空气、水、阳光及完全的臭氧层……人类在承受着自造的巨祸。无数生态破坏、“浑沌”被凿的事实说明，老子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对全人类发出的忠告，的确包含着一定的认识价值，而他们关于建立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（“同与禽兽居，族与万物并”）的建议，亦是包含着明显的合理成分的……老庄哲学，似愚非愚，包含着巨大的思辨成就，其对科技的批判说明中国哲学对“智”的反思处在很高的哲理层次上。

先秦诸子都有以“愚”治国的倾向（愚兵、愚民、愚官、乃至愚君）。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。孔子的名言是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。老子治民的总思路是“将以愚之”。韩非更是集先秦愚民思想之大成，设计并规范了垂两千年不变的秦汉政治模式。此后历朝历代均实行愚民zhèng cè，促使民众道德风俗的淳朴化、古朴化、敦厚化，以便尽可能地确保社会的稳定、统一、有序。这在客观上促成了日益严重的封建蒙昧主义。越到封建社会后期，中国哲学的这种“尊德抑智”的倾向越自觉、越突出。这里既包含着中国哲学的优势，也包含着中国哲学的诸多不足（包括对科技的成就概括不足以及把道德观念、道德标准凝滞化等）。

中国哲学中的“物质”概念是“气”，然而即使是表示“物质”范畴的“气”，也与“善”“恶”“正”“逆”观念联系在一起，连一些著名的唯物论者也不例外。试看：

“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，逆气成象而乱生焉；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，顺气万象而治生焉。”（《荀子·乐论》）

“二气所生，风雷、雨雪、飞潜、动植、灵蠢、善恶，皆其所必有。”（王夫之：《张子正蒙注·参两篇》）

“故善气恒于善，恶气恒于恶，治气恒于治，乱气恒于乱，屈伸往来顺其故而不妄。”（王夫之：《张子正蒙注·太和篇》）

这无疑使“气”范畴的研究变得复杂化了。——中国哲学的伦理精神之深，由此可想而知。

用西方哲学“爱智慧”的标准来衡量，恐怕只有先秦名家之学称得上是“纯哲学”，名家辩名析理，有求智的倾向性。但名家起源于名教，肇端于“正名”，其伦常精神是生而具有的，比如惠施的著名的十大论题，就是以“泛爱万物，天地一体”为主题的（见《庄子·天下》）。质言之，惠学主旨，竟是比“兼爱”走得更远的“泛爱”！即使如此，这种辩名析理的哲学流派，也无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角，难有广泛的市场和深入持久的影响力。惠施很快就不复闻达，他那“五车书”亦不知去向了。庄子从极高的思维层次综合名辩思潮，其“息辩”命题反而更有说服力、影响力。在中国文化中，“智者”与“浑沌者”的实力相关是悬殊的。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陆续展开讨论。